大专家.COM平台主席丨樊代明:从战士到院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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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樊代明,1953年出生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美国和法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、大专家.COM平台主席,消化内科学专家,一级教授,开创了胃癌特异性血清学诊断先例,领衔的“胃癌恶性表型相关分子群发现及其序贯预防策略的建立与应用”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,2007年5月至2012年12月任学校校长,2010年6月至2018年6月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。

     

    (一)

    樊代明的家乡在距离重庆市区 70 公里处的一个小山村,“翠竹青青,松涛阵阵,流水潺潺,鸟鸣声声”,是家乡在他记忆深处的样子。

    1960年,全国大面积干旱,再加前苏联逼债,农村又搞人民公社、大跃进运动,天灾人祸并行。那一年,樊代明 7 岁,论穿,人不分大小高低,每年只发 3 尺布票。要缝一套衣服,需攒四年才够。他是家中老大,父母经常用弟妹们的布票买布给樊代明缝新衣,待他穿旧了再给弟妹们穿。袖口、领口、裤脚、臀部都是一个又一个、一层又一层的补丁。论吃,更不行。爸妈从公共食堂打回来一小桶玉米汤,用饭勺在桶里搅一搅,然后各盛一碗,喝到碗底可见少许米粒,再递给孩子们喝。奶奶上了年纪,因营养不良住进医院——村里办的治“水肿病”(营养不良)的小食堂,每人每餐二两米饭,想到家里孩子们饿得慌,便趁管理人员不注意,把半碗饭倒进怀里,带回来抓给孩子们吃,那饭粒中还带有奶奶的体温,樊代明至今记忆犹新。

    1972年冬天,命运发生了戏剧性变化。西藏军区来乡里招兵,一共 20个名额,樊代明踊跃报名并幸运入伍。

    从乡里到重庆,汽车走了 1 天;从重庆到西宁,火车坐了 3 天;从西宁到格尔木,汽车坐了 7 天;从格尔木到拉萨,汽车又坐了 7 天,到了拉萨休整 7天后,又坐三天汽车,樊代明到了亚东。

    亚东县是我国的西南边陲,四周都是敌方,是从版图中伸出去的一个县,和大陆相接只有一条山沟。山沟两边是高山,距离不足千米。听老兵说,这个战略要地,一旦战斗打响,退是没有出路的,最好的办法是端着枪往前冲,打死一个够本,打死两个是英雄。

    经过多岗位锻炼,樊代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分到卫生队。本来不喜学医,但有两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。

    一次,山上送下来一位战友,19 岁,剧烈腹痛、频繁呕吐,医生诊断不清,直到下午 3 点,才知是肠梗阻。卫生队医疗条件差,技术更差,马上向 300 公里开外的日喀则八院求援。八院医疗队马上出发,救护车才跑了一半路,可怜的战友就离开了人间。临死前小战士拉着樊代明的手,有气无力地说:“老乡,我好想见我的妈妈啊”。年轻的战士远离故乡参军,未能血洒疆场,却因医疗水平有限长眠西藏。当晚樊代明值班,卫生队没有太平间,也没有电灯,为防老鼠咬坏烈士遗体,樊代明提着煤油灯,背着步枪,为战友站了一夜岗。第二天,战友们到后山砍树,打了一口棺材,还是湿的,便安葬了战友。

    还有一次,一个甘肃老兵,因严重的高原性心脏病,出现心衰,从山口送下来。抢救 10 多天,老兵病情越来越重,奄奄一息。有一天早上,樊代明去看他,他使劲睁开眼,费力地说:“小樊,我不行了,我好想吃点新鲜蔬菜啊!”漫山遍野,一尺多厚的白雪,哪里找蔬菜。樊代明硬是在老百姓的牦牛棚下找到一株半干的野菜,拿回炊事班,洗净后打了一碗鸡蛋汤。当樊代明推开门,他一下惊呆了,满地是粉红色的泡沫痰,战友被白床单盖了起来,搪瓷碗连鸡蛋汤一下掉到了地上,和战友的泡沫痰混在一起,樊代明伤心地哭了……

    再后来,队长对他说:“小樊,队里决定送你去学医”。

    1975 年 8 月,樊代明经所在部队推荐上了重庆第三军医大学。临行前,他去了一趟烈士陵园,在两位战友的墓前,举起右手,庄严宣誓,“今天,我去上学了,学医了,我一定好好学习,当个好医生,一定不让宝贵的生命无辜逝去。”

    回途中,樊代明写了一首诗“雪压昆仑车巅巅,风舞黄沙扑耳面,豁出半杯送别酒,正望山城开新颜”。

    站在唐古拉山上,回望西藏,回望 21 年人生走过的崎岖之路——该长身体时挨饿,该读书时罢课,罢课后再下乡,回校以后青春过。本想好好读书,跳出农门当个乡长,人生无常又去当兵。当兵也没去个好地方,也没当个好兵种。回望这段经历,樊代明认为弥足珍贵,对他人生观的形成至关重要。“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,无论是在国外,还是在国内,无论是领导岗位,还是普通一兵,五星宾馆可享,路边小店也可住;山珍海味可品,粗茶淡饭也可用。”樊代明说道。

    这段人生经历不仅对樊代明而言是珍贵的,对后学也起到了不小的励志作用。

     

    (二)

    进了三医大,曾经失去学习机会的一代人重返校园,求知欲可想而知。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,学子们用很多时间到工厂学工,到农村学农,到部队学军,间或一两星期野外拉练。

    学习时间被撕碎了,怎么办?只能靠自己挤时间。按校规,学生晚上 10 点熄灯上床就寝,其实都睡不着。宿舍 4 张床、住 8 人、上下铺,干部、老兵睡下铺。樊代明兵龄短又年轻,住靠门上铺。晚上,他用被子把头蒙上,用手电筒照着看书,背英文字典。一个字正背 50 遍,反背 50 遍,背完 1 页撕 1 页。那时学英语很难,课时很少,业余时间没老师,没有录放机,全靠自学。樊代明说那时他学的是哑巴英语,加之“重庆人”N/L 不分,只有自己听得懂。没有阅读资料,怎么办?他跑到外文书店,买了英文版、日文版毛泽东选集,再对照中文版一句句读,一字字比较,这样坚持下来,他的外文水平有了很大进步。

    早在卫生队时,樊代明已自学完三医大的大学教材,所以医学课程对他而言,压力不大。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相应英文教材,别人读中文版,他读外文版。那时,樊代明以打靶为题写过一首诗:“树上宿鸟未鸣,耳边寒风正紧,苍天洒雨洗征尘,晨雾掩我练兵。撩开火眼金睛,剥云穿雾急进,待得明日穿敌心,方解满腹恨。”从诗中,我们似乎能看到学生时代的樊代明有多么的努力和拼搏。

    1978 年,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,樊代明考上了四医大附属一院消化内科。

    从重庆翻过秦岭,樊代明去西安上学。离渝时,在菜元坝火车站,好多同学、老师、亲戚朋友来送他时说道“好不容易从西藏回到老家,最好能留在重庆工作。”大家都这样劝,樊代明心中也有依依不舍,但还是坚定地去读书。

    火车快开了,大家向他不断招手,甜酸苦辣各种表情都有。樊代明的心情正如他当时所做的诗中描述:“车鸣撕碎心,步后不尽情,孤身攀秦岭,采花献亲人”。短短 20 个字,但已然成了樊代明世界观形成的分水岭。从这首诗中看,那时他报的是成名成家,衣锦还乡,光宗耀祖的人生观,一切奋斗只为了“采花献亲人”。而这之后,在原第四军医大学漫漫求学征途中,他的世界观逐渐形成——要将个人的奋斗与祖国、世界、民族联系到一起,才能升腾起源源不断的前进力量。

    读本科,樊代明提前一年毕业;读博士,也是提前一年毕业;在国外做博士后研究,还是提前一年完成研究归国。1988 年,樊代明 34 岁晋升副教授;1990 年,樊代明 36 岁晋升教授。

    很多年后站在讲台,给学生们讲人生观时,“胸怀出大志,眼界定前程”成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     

    (三)

    来到四医大,樊代明有幸师从张学庸教授和陈希陶副教授。一个 59 岁,一个 53 岁。两位都是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,临床经验丰富。他们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——白天管病人,晚上上基础课。樊代明在读完大学基础课,临床实习刚开始时考了研究生,所以临床基础较差,用他的话来说——本来在基础学习阶段,知识是很扎实的,可到了临床,见了活生生的病人,好像一切都忘了。“病人发烧,我也‘发烧’,病人头痛,我更‘头痛’”。

    樊代明接手的第一位患者是西安交大的一位老师,患者有好几个症状,他下医嘱时给每个症状都开了好药,加起来十几种,自己十分得意。老师来一看,全部划掉了,只留下一个三级护理,并质问到,病未搞清楚就下药这叫谋财害命。有一次查房,按规定必须把病历交给老师,自己靠背病历来介绍病情。由于太紧张,樊代明背了另一个病人的指标。老师很生气,把病历摔到了地上,厉声质问他是写得不对还是说得不对。当时樊代明十分尴尬,看着地下的病历,不知是捡还是不捡,最后还是护士长帮他捡了起来。更让人难堪的是,老师又说“将来招研究生要招水平高一点的”。为了改变老师对自己的印象,为了这句话,他一直努力工作,立志要成为老师最好的学生。

    人生有时会因一句话而猛醒,从而为这句话奋斗终身,就怕一生中碰不到这样的话,这就叫争气。

    现在自己带学生的樊代明,硕士、博士,博士后加起来已逾 200 人,其中,近 100 人晋了高级职称,也当得起恩师学生中最优秀的了,但他还是在不断努力,不断攀登新的科学高峰,实现新的目标。

    接下来是研究选题,樊代明选择了胃癌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。原因之一:胃癌在当时是国人发病和死亡最多的恶性肿瘤,是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。原因之二:这种癌在中国占世界病例的 50%,西方人,发达国家比较少见。

    当时,科里没有实验室条件,查文献要靠到图书馆一本一本翻读,且文献不全,现存的翻印版本比国外原版滞后 1~2 年,更主要的是不了解、没掌握先进的实验方法,没地学,没人教。没办法,他们就去外科收集手术切下来的胃癌标本,准备作研究。

    当时有个想法一直在樊代明心中萦绕,不得其解。他们村有个赤脚医生,靠自学行医治病,诊所也没啥药,凡胃痛病人都给开庆大霉素,不管是胃炎,胃溃疡、还是胃癌,都喝。的确有些人有效,有的病人复发了再喝也有效。樊代明向老师请教,为什么喝庆大霉素可以治疗胃溃疡,是不是杀了什么细菌?老师批评他胡说八道,因为那时世界上一致认为:溃疡是由胃酸引起,是 Ph 值太低。研究生阶段,樊代明和师兄刘端祺用电镜看胃癌标本,发现多数的胃组织上都有一些怪怪的东西,他们称之为“毛毛虫”,且如获至宝,十分高兴。当他们给辅导老师汇报时,辅导老师说“你们少见多怪,小题大作,胃纳五谷杂粮,一日三餐,怎会没有污染?”

    “那污染怎么总是毛毛虫呢?”

    “胃有强酸,别的细菌都杀死了,只有毛毛虫才能活呗。”

    樊代明信以为真,而且深信不疑,把照片留在了电镜室,至今仍在那里。不久,北医三院的郑芝田教授用抗菌药痢特灵治溃疡有效,在 Lancet 发表了文章。五年以后,澳大利亚的病理科医生 Warren,同样在胃标本中见到“毛毛虫”,消化内镜医生 Marshall 为他取活标本培养。培养 30 多个病人的标本没有成功,最后一生气,把标本放到培养箱就去休假了,几天休假后回来一看,毛毛虫长出来了。为什么?这种细菌需要厌氧环境,过去培养时间不够长,而且老去开箱看。后来,这种毛毛虫被叫做 Helicobacter Pylory, HP。不久,Marshall 的母亲发现儿子口臭而且很严重,为什么?Marshall 把培养的东西喝进胃里,引起溃疡,然后再服抗生素又治好了胃病。这项研究最后在 Lancet 发表,引起世界震惊,也获得了诺贝尔奖。从 Ph 到 HP,堪称溃疡病治疗的一场革命,在国内外,樊代明也曾为 Warren 和 Marshall 主持过多次报告,Marshall 经樊代明推荐,现已是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。每当两人谈起这个故事,看到当年“毛毛虫”照片时,Warren 和 Marshall 会对樊代明说“你运气不佳”,樊代明心里知道:是思路不对。在 Warren 和 Marshall 获得诺奖的当天,樊代明写了一篇文章,在《中华医学杂志》全文发表,题目是《中国人离诺奖有多远》。

     

    (四)

    1983 年,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中国招收出国进修生,每两年招 100 人。国家组织严格考试,樊代明以本专业英语和专业成绩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,他选择到日本东京国立癌中心进修。

    日本学者总体上讲:崇尚西方,崇尚美国,看不起中国人。当时,樊代明在国内的工资是每月 60 元人民币,而 WHO 的资助是近 5000 美元,做科研可谓十分可观了。但进修期间日本东京国立癌中心很久都没有让他做实验,只让他打下手,在旁边看。樊代明学的是人单克隆抗体(杂交瘤)技术,当时世界上胃癌人单抗还没有人研制成功,而他用了半年时间,成功了。当时日本药业时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条消息,还登了樊代明的两张工作照,老师有意留他在日本继续工作,但樊代明决定马上回国。

    为什么?他要回国创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东西。国外的药品有不少是中国出国学者研究出来的,国外常常以几倍,甚至几十倍的价格卖给中国人,其他行业也一样。

    回到科里,实验室条件太差,没法进行细胞培养,他就去烧伤科实验室做实验,但要等时间,烧伤科白天做,他们晚上做,烧伤科上班做,他们下班做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几个月后终于做出了自己的胃癌人单抗,医院请樊代明做报告,他兴奋地说;“我们成功了,这是中国牌的,一旦拥有永远拥有,只要装杂交瘤的液氮罐不破。”

    为了庆祝胜利,第二天,樊代明和几个同事,兴高采烈骑着自行车到郊外野炊,玩得十分痛快。但当他们返回实验室,看见留守的同事站在门口,哭丧着脸,“樊医生,出大事了!”

    “什么大事?是不是液氮罐破了?”

    “就是!”全体惊呆了,空气凝住了,天快塌下来了。要知道,科学研究在很多时间靠机遇,如果这种机遇概率很小,得到了等于永远得到,而失去了则意味着永远失去。这是一次完全的人为事件,液氮罐由双层罐壁组成,中间抽了真空,以保证 -190℃的液氮在罐中保存不会蒸发。他把抽真空后最后密闭那个地方给你扭松,真空没了,罐内成了常温,液氮很快蒸发干净,内存细胞全部死亡。好毒啊!以后我们将液氮罐放入专室,双人双锁管理,自那以后30多年过去了,从未再出现类似现象。

    痛定思痛,痛也没用。为了尽快弥补损失,樊代明和同事们开始执行“6+1”“白+ 黑”的工作计划。樊代明记得那年大年三十,早上妻子嘱他上街买肉,晚上做年饭。而他则一直在忙,待下午想起来去买肉时,市场上只剩卖鞭炮和对联的。大年初一,起床后他便去实验室给细胞换培养液,细胞也要吃饭。发现有一瓶长出了一个漂亮的克隆,他如获至宝,赶快做有限稀释。妻子做好了汤圆,见他许久不回来,五岁多的女儿去送。实验室在二楼靠里,孩子喊他听不到,按门铃又够不着,只好把搪瓷罐放下,用一根树枝去按,还不行,孩子便跳起来摁,门铃没按着,脚踢翻了搪瓷罐,汤圆洒了满地,孩子伤心大哭。路过的同事把樊代明叫下楼,得知原委,他抱着孩子,提着空搪瓷罐回家,心里又喜又难过,喜的是实验成功了,难过的是对不起家人和女儿。

    天道酬勤,天助善者,又经过半年努力,他们从 28561 个杂交瘤中,筛选出 11 个能分泌抗胃癌的单抗。应用这组抗体建立了 4 种诊断胃癌的新方法,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。1989 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,这也是国内从事单抗研究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奖励。1990 年,樊代明被美国赛克勒基金会评为中国医师年度奖,应邀赴美国十所大学做报告。因为过去学的哑巴英语,他害怕英语表达人家听不懂,更害怕人家提问题。当时导师张学庸教授因房颤刚安了起搏器,还未出院,在病床上一句句读给樊代明听,并让他录音。樊代明不断听、不断念。到了美国,他讲的观众全听懂了,还有掌声,但一到回答提问时,就明显吃力,不是对方听不懂,而是樊代明听不懂。自那以后,他努力听说英文,而且要求学生也这样做,还在办公室和实验室贴上“No Chinese Speech”。

    “一辈子碰到好老师太重要了,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,父母给我们生命,老师教我们本事。”樊代明很尊重老师,“从师 30 余年,是老师领着我走,扶着我爬,扛着我上。我从没惹他俩生气,也从没说过他们一句不好的话。”樊代明的爱人在新疆,女儿出生后靠他的大妹来西安带,一家三口人靠着樊代明每月的 35 斤粮票,维持生活。陈希陶老教授经常让师母给樊代明送粮票和油票,还安慰他,“不要紧,熬一天孩子就大一天”。

    1991 年,欧共体在中国招博士后,全国一共招 50 名,樊代明考了专业和英语第一名,被国家科委派往比利时布鲁塞尔鲁汶大学作博士后。当时,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两项技术都属前沿技术,如何将其整合起来,实现生物技术的革命性突破?为此,樊代明奔波于鲁汶大学两个实验室之间学习和做实验。欧共体的资助为他的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。当时从国内去的好多学生,为了省钱,每周乘火车去郊外很远的地方买菜买肉,来去一天。樊代明选择就近购买,虽然价格是 3-4 倍,但可节约 1 整天时间用于学习。欧共体资助 2 年,樊代明只用了 1 年就学成归国了,技术学到了,立马回国。

    回国后樊代明带着他的第一个博士生,整合两项最先进的技术——单抗技术和 PCR 技术,创造出一种嵌合物质,叫免疫 PCR 技术。一方面可以提高识别肿瘤分子的特异性,另一方面提高识别肿瘤分子的敏感性,实现了检测肿瘤抗原突破性进展,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专业杂志发表了论文,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、国家发明奖。由于工作业绩突出,1992 年,樊代明被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,1993 年被国家五部委联合授予“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”。

    1988 年,樊代明开始带硕士,1990 年开始独立带博士。他的严格程度在全校是出了名的。比如,无论寒暑假,只有春节七天假。消化实验室有一条靠窗的长廊,40 多张课桌排成一排,每人一张课桌一盏台灯。他要求学生每晚来学习。长廊在三楼,樊代明的办公室在对面一楼。“每晚坐在办公室,看到三楼那排台灯先后亮起来,很快全亮起来,形成一条漂亮的风景线,顿觉心旷神怡。开始大家坚持不懈,过一段时间,有些人就不来了。看上去有些灯不亮,风景线中间有空缺,我就在大会上批评。再后来,那条线都亮了,到时就亮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形,樊代明坦言也是有些心疼学生们的。

    1994 年,世界胃肠病大会在美国洛杉矶召开,樊代明是唯一一位受大会邀作报告的中国学者,会上,他辅导的研究生荣获青年学者奖,并举着国旗亮相。在那个会议上,樊代明又有了下一个目标:一定要好好干,有朝一日让这样的世界大会在祖国的领土上召开,而且中国人要当这个世界大会的主席。

     

    (五)

    1994 年,樊代明 41 岁,走上了消化内科主任岗位。当时,学科在全国排名顶多第五,他上任后,提出了专业排名全国第一的目标。那时,为了提升科室科研影响力,他抓了几件大事。其一,把两位副主任同时送出国,一个送日本,一个送英国。出发那天,樊代明送他们到火车站。千叮咛,万嘱咐,希望他们尽快学成归国。送走他们,发现自己进站拥挤遭了小偷。兜里没钱,他徒步走回医院,这一路想了很多,也有很多担心。看到科里黑灯瞎火,沉寂无声,更是思绪万千。为了留住人才,樊代明和两位副主任保持通信交流,后来,两人学成后均按期回国,并为科室后续发展积蓄了力量。

    1995 年,樊代明获国家自然科学首批杰出青年基金;1996 年获评中组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;1997 年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;1999 年获评国家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;2000 年他带领的团队获评全国首批自然基金创新群体;2001 年樊代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;2008 年,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,同年,樊代明领衔申报的“胃癌研究项目”荣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,他本人荣记一等功;2016 年,所在团队获国家创新团队奖。

    2006 至 2013 年,樊代明担任中华消化学会主任委员,连任选举时,3 个候选人,67 张票,他获 65 票。2014 年担任亚太消化学会副会长,2018 年任会长。2013 至 2020 年,任世界消化学会常务理事。2017 年 8 月,当选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。2018 年与 2020 年连续两次当选国际抗癌联盟常务理事。截至 2020 年底,他共获 41 项国家发明专利,20 项实用新型专利,主编专著、教科书等 21 套近130卷册。在国际杂志发表论文逾 700篇,连续 7年成为中国医生高被引论文作者。

    2004 年 6 月,樊代明被任命为原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,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,分管科学研究和研究生院工作。当时的校长很开明,鼓励樊代明大胆工作。时任政委孙长新少将,亦全力支持樊代明的工作。他倡导开展的一系列学术精品活动,为尔后学校的全速高质发展打下了基础。

    2007 年 5 月,经中央军委批准,胡锦涛主席签署命令,樊代明任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。他提出精品战略的办学理念,得到学校党委的肯定和支持,并逐渐成为那段时期的办学思想。担任校长的 5 年半中,学校出现了明显进步,连续五年获五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;新增院士 2 名;长江学者增至 18 名;杰青增至 19 名;新建校舍宿舍 57 万平方米;在国外发表论文从年 70 余篇增至 800余篇;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和发表 SCI 论文数连续 4 年成为全国医科院校之首。

    2012 年 12 月,因年龄原因,樊代明从校长职务卸任。2010 至 2018 年经中央批准,樊代明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,2018 年 6 月卸任后回到西京消化病医院担任院长,消化内科教授、主任医师。2017 年,经《科学中国人》等多家媒体评选,樊代明荣获中国杰出大学校长奖(该奖每年仅评选 1 人),由美国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Martin coffee 为樊代明颁奖。他曾于 1992 年当选中共十四大代表,并于 2008 年和 2018 年先后当选第十一届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,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。

    “从军,他当了将军;从政,他当了工程院副院长;从教,他当了四医大校长;从医,他当了世界学术会的主席;从研,他当了院士,甚至美国和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”。

    常有人问他,“这五条,一个人有其中一条就够了,你五味俱全,做人做事有什么诀窍?”樊代明试图回答这个问题,他的解释大抵是“伴随人生的一切因素都很重要,领导、老师、同事、环境、机遇……如果一定要从个人因素来讲,我的座右铭是——永远向前走,否定到最后。”


    (责任编辑:李伟伟 席威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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